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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生学术周】第八弹--周一星之回首过去·立足现在·展望未来

2017-12-13 22:25:59 | 新闻动态 | | 点击率:[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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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【新生学术周】第八弹--周一星之回首过去·立足现在·展望未来 ——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畅谈中国城市发展方针及未来城市化主体形态

【新生学术周】第八弹--周一星之回首过去·立足现在·展望未来

         ——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畅谈中国城市发展方针及未来城市化主体形态

   2017年12月13日下午两点,由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举办的“对我国未来城市化主体形态的理解”讲座,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C座301召开。会议邀请到北京大学教授、北大城市地理学学科奠基人周一星教授作为主讲人,与会人员还有杨家文副院长及学院师生。讲座开始时,杨家文老师说道:“今天的讲座301教室坐不下,换到这个阶梯大教室。相信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,让我们热烈欢迎周老师为大家做报告。”  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 

   周老师开场坦言他来北大深研院时曾约好不讲课不开讲座,因为老师觉得他已经退休十多年,一代人应该做属于他这一代人的事情,新一代应由新一代的老师主讲新的学术知识。但又是因为来到这个年轻的地方,每天都有不同的面孔向他问好,让他萌生了这场讲座的想法,讲过去的城市发展方针、未来的城市形态以及他的见解。

  

   回首过去,周老师首先讲述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。由于错误估计了国际形势,毛主席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、建设中小城市的思想。文革结束后,我国政府仍将其确定为城市建设方针。周老师感到很困惑:文革前的许多方针在文革结束后都放弃了,但为何该方针要延续?他解释到城市发展方针带有政治性,不完全是学术问题。而在那个百家争鸣、学术氛围浓厚的年代,大城市派、小城市派各执一词,周老师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,城市规模是由城市职能确定的,控制城市规模在城市的变动中不现实、不科学。论点需要论据来支撑,所以周老师通过基础研究等方法来论证他的观点“综合阶段论”。经过考究后,周老师得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有不同的规划、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益呈现弱相关性、工业经济与投资强度和规模效益有关、中国东中西地区呈现不同的规划、国有企业占比越大城市效益越小等结论,并于1988年发表此研究结果,现仍被城市规划学会挑选为影响中国规划的40篇论文之一。

 

   而在国家五年计划里,城市发展方针不断的发展、变化。1989年政府正式将城市发展方针纳入法律里,批准“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”方针。周老师提议不要将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纳入法律,但未被采纳。在此,老师说道做学问要敢于面对问题、不怕做冷板凳。“八五计划”方针进入过渡阶段,国家继续执行“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”,但提出“有计划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”。“九五计划”中国开始强调城镇体系,形成布局、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。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,经济界提出一种重要的理论“变农民为市民,促进消费”,国家高层开始认识到要走城镇化道路,城市发展方针的争论停止。周老师也在2001年对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进行了总结,该文章发表在人文地理上。  

   “十五计划”虽然是强调建设城镇体系,但没有回答怎样的城镇体系是合理的,仍然受到过去的城市发展方针的影响。“十一五规划”则提出将城市群战略;十二五规划则将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主体形态。上述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历史变化,周老师讲授的第二部分是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”相关问题。

   周老师首先抛出他的观点和疑惑:“究竟什么是城市群?什么是主体形态?”通俗意义上“城市群”是“由若干个城市组成的群体”,但是作为国家城市工作或城镇化、城乡规划的专门名词就需要严格界定。周老师认为目前“城市群”已经变成一个任意性极大,完全缺乏定量规范的一个正在泛滥的名词,它既没有内含的标准,也没有尺度的标准和组合的标准。例如,有几个省级单元作为一个“城市群”(环渤海,京津冀);有全省作为一个“城市群”(福建的海峡西岸);有省在全省分若干个二级城市群,二级城市群下又包含若干个三级城市群;有把精华部分拎出来组成一个城市群(河南);有把3个县、3个县地圈起来,进行“城市群”建设,目标是要组建大城市。“各省不少地方已经在构建各种不同的城市群,情况十分混乱。”

   在主体形态上的论证,周老师提出两个问题:现在中国的一个县或一个县级市,是由若干个中小城市或城镇组成的群体,是我们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最基本的单元,算不算主体形态?我国地级以上的市,已经覆盖了我国人口的90%以上,地级市这样的“城市群”算不算主体形态?我国现在的行政上的市,本身就不是一个城市,而是城市或城镇的群体。随后解释到这些市县的“城市群”不是所指的“主体形态”。决策者是把沿海发达的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,作为我国已经形成的“城市群”,而且要在我国的中西部和东北,也发展形成这样的“城市群”,使它们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,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。周老师在赞同的基础上,提出自己的看法,认为不应该将“城市群”等同“把城市做大”和“加速城镇化”。我国存在着由沿海向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明显递降的梯度差。最近一、二十年来,地域间贫富差距还在拉大。而这种巨大发展差距,并不主要体现在东中西和东北板块之间,而是体现在以大都市或所谓的“城市群”所在地区发达的核心与其外围落后的以农村为主的县域之间,京津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甚至北京市域的核心与边缘之间,这种差距就很典型。这种现象在相对发达的江浙和广东同样存在。中、西部地区的一些较发达的大都市核心,与东部发达的核心地区之间,可能差距并不大,甚至可能高于东部所谓“城市群”地区的平均水平。但中西部大城市与它们的外围地区对比,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距。把这些相对发达的城市密集区“圈”在一起组成“城市群”,不一定能缩小这种差距,反而可能通过要素向核心城市集聚,而扩大这种差距。不同地域条件的不同城市体系,要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形态和发展方针。

   最后,周老师提出他的观点。第一,他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或城乡发展的当务之急是组织都市区。改革开放以来,大多数城市发展经过中心城市扩展,已经进入需要区域协调,组织都市区的阶段。都市区是城市的功能地域概念。在中国,市域范围仍然是一种行政地域,不是功能地域,现在的都市区有可能与市域范围一致,也可能与市域范围不一致,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要给都市区确定一个界定的标准。第二中国“城市群”使用的英文名字,Urban Agglomeration,恰恰在国际上就相当于都市区的尺度,基本功要放在加强县域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环境的建设以及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协调上。在都市区密集的区域,当务之急是展开都市区之间的协调。第三他希望决策部门细化“城市群”概念、划入“城市群”范围的基本单元、“城市群”的组成以及城市群的个数。

  

   讲座接近尾声,“中国特色的词汇,到底起了什么作用?”,博士生黎斌提问到。“这个问题中国特色,做不到很多词的准确界定,让大家能打擦边球。希望能够解决。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概念的规范性。”周老师耐心地回答了在座师生的提问,精彩的解释赢得了阵阵掌声。       

   讲座最后,杨老师作为周老师的学生总结到周老师在学术方面,花很多时间探讨基本概念的严谨性。他认为专业名词要严谨性才有长久存在的生命力,这也是促使城市地理学学科得以健康发展的原因之一。正如周老师所言:“用正直人的目光判断是非,独立思考,不能人云亦云;走出单纯的描述,加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,给国家城市与区域规划出谋划策。”新一代的地理学者、规划师应该思考自己的定位。此次讲座圆满结束。

(文:蔡爱玲、梁景天;图:王宇、梁景天;编辑:张杰)